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想起有一次吃飯時同學抱怨該事務所（其為合夥人）獎酬分配不公，資深合夥人與其他合夥人鬧得不愉快，又想起也曾經碰過之前在一家金控公司服務時其庫藏股分配問題，亦值得探討。
文章內容提到：『薪酬激勵機制』我認為最為重要，但實際上如何設計？設計由誰核可實施等實務問題，並無法由擁有該公司所有權之股東決定，因此養出許多『肥貓』可想而知。
另外公司經營者面對公司大股東必須拿出業績，不然就捲舖蓋走路。這種負向的壓力亦是造成公司經營者只好把業績掛帥的大旗在空中飛揚，而不顧負面風險。
茲將這篇文章列於後，以供諸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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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06 經濟日報】 【葉銀華】
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真的病了，而且還病得不輕！
G20國集團高峰會落幕，高峰會公報指出會員國承諾將對全球金融機構的主管薪資及紅利進行新的嚴格規定。由此可見，引起這次金融海嘯原因之一是美國式重視短利的分紅制度，因此要避免未來大型金融機構再度引起金融海嘯，必須不要讓此種分紅爭議再度重演。
雖然美國國際集團（AIG）在接受政府紓困後，還發放1.65億美元的高階主管紅利，造成舉世嘩然，但是大型金融機構紅利問題的嚴重性，其實是在次貸危機發生之前。一些發生財務危機的大型金融機構，其高階主管有著領取鉅額紅利、獎金或離職金的現象，例如：帶領公司跌進破產危機的前雷曼兄弟集團執行長理福爾德（Fuld），以及同樣領導美林證券前進高風險的衍生性商品市場歐尼爾（O’Neal）。
到底上述分紅事件背後隱藏深層問題為何？簡言之是美式資本主義背離可持續發展資本主義（Sustainable Capitalism）的路線。國際大型金融界習慣以高紅利獎金，誘使員工衝刺績效、鼓勵金融創新與服務、吸引優秀人才，然而也因為如此使得金融從業人員，特別是高階主管與商品設計、銷售人員，變得愈來愈重視立即對公司報酬的貢獻，造成短線操作與高度槓桿操作，以求達到高績效；但是如此也為金融機構帶來後續的高度風險，特別是當金融與房貸泡沫無法支撐時，金融海嘯隨即衝擊全球。
在次貸危機發生前資金充足、經濟繁榮，的確為金融機構間的競爭提供舞台。然而在金融機構逐漸脫離金融中介功能下，高估個別國家、甚或全球市場吸收風險的能力。很多金融機構在風險管理政策、流程與技術出現嚴重的缺口，特別是金融集團層面的全面風險管理與評等的缺失，導致金融機構未能對主要風險加入辨識與有效管理。
以本次AIG接受美國政府的紓困金額的分配，大都使用於賠償信用違約交換契約（CDS）結束部位、增提CDS擔保金、補償購買保本型投資商品等方面，這些都是AIG管理者重視短期獲利、造成鉅額風險的結果。
美式資本主義病在誤解公司治理的真諦。雖然高紅利制度一開始是為了提升公司績效，亦即原本也是站在股東的立場，卻忘了金融機構主管的短期提升業績、承擔鉅額風險的行為，已經背離「股東的長期價值」。
因此，要改善美式資本主義，先從修正金融機構薪酬制度著手，讓其不僅與績效連結，亦要反映其所帶來的風險，讓董事、經理人的薪酬能夠真正反映股東的長期價值，方能強化董事、經理人對股東的課責性。然而，該如何進行？
有一個國際的金融專業機構，發布金融服務業面對本次金融海嘯應有的回應行為準則及最佳做法，其中在於薪酬激勵機制，該報告特別提到薪酬激勵要以績效表現作為基礎，但激勵機制還是應與股東的長期價值和機構的整體利益相一致，因此必須考量整體風險與資金成本。其次，薪酬激勵不應該誘使員工冒險，而讓整體風險超 過機構風險胃納：亦即公司應確保薪酬激勵措施不會導致所承擔的風險，高於其能夠忍受的風險水平。
再者，薪酬激勵應該以風險與資金成本調整後的報酬作為基礎，按階段分期支付（或以股權給付）；如果可能的話，應使薪酬激勵的支付與經風險調整後的報酬，在實現時間上相匹配。另 外，薪酬激勵應該要能反映公司風險管理結果，倘若公司已經有鉅額損失時，應有機制降低紅利的給付。而且，確定離職金時，應該考慮已經為股東實現的價值。最 後也是最重要的，薪酬激勵制度的方法、原則及目標必須對股東清楚揭露，亦即強調薪酬制度的透明度，期盼股東在此方面也扮演監督的角色。
美式資本主義曾經是人人羨慕的機制，本次金融海嘯正提供一項檢驗的機會，G20國集團高峰會也正視此問題的嚴重性。其實設計以風險與資金成本調整後的報酬 作為薪資及紅利基礎，讓金融機構董事、經理人對股東長期價值負責的概念，正是可持續發展資本主義的核心，亦可提供重整全球金融文化的重要管道。
（作者是輔仁大學金融所教授）
